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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殺人歷史 影片[影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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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中共建政五十多年的歷史是用鮮血和謊言寫就的歷史,而那些鮮血背後的故事不但慘絕人寰,而且鮮為人知。當今天的中國人在付出了六千萬至八千萬的無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後,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為甚麼要殺人?當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殺法輪功,甚至11月初還在漢源開槍鎮壓抗議民眾的時候,許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會停止殺人,學會用嘴說話,而不是用槍說話。

毛澤東在總結“文化大革命”時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說白了,就是七、八年再來一次運動,七、八年再殺一批人。

共產黨殺人是有其理論根據和現實需要的。

從理論上說,共產黨信奉“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的理論。因此在建政後,它採取“殺地主”的辦法解決農村的生產關係;“殺資產階級”完成工商改造,解決城市的生產關係。這兩個階級殺完,經濟基礎的問題就基本解決了。上層建築的問題也要靠殺人來解決,包括鎮壓“胡風反黨集團”和“反右”以整肅知識份子;“殺會道門”解決宗教問題;“文革殺人”解決文化上和政治上黨的絕對領導權問題;“六四”殺人逃避政治危機,解決民主訴求問題;“迫害法輪功”解決信仰和健身運動的問題等等。這都是中共在強化其地位,維護其統治的過程中,不斷處理經濟危機(建政後物價飛漲、文革後經濟幾乎崩潰)、政治危機(有人對黨不服從,有人要和黨分享政治權利)、信仰危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事件、法輪功事件)的過程中,採取的必然反應。除了法輪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運動,幾乎都是給中共邪靈充電、煥發革命鬥志的過程,也是黨的組織檢閱,凡是不符合黨的要求的黨員都被淘汰出局。

同時共產黨殺人也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共產黨當年靠流氓無賴殺人起家。既然殺開了頭兒,中間就絕不能停手,而必須不斷製造恐怖,使人民在顫慄中接受對手過於強大而只能俯首稱臣的現實。

從表面看,很多時候中共是“被動殺人”,好像是社會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觸發了中共邪靈和中共組織的殺人機制。其實,掩藏在“偶然”後面的週期性殺人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必然,否則,“好了傷疤忘了疼”,過兩年不殺人,人們就會產生中共已經改良的錯覺,甚至像那些八九民運的理想青年一樣撲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殺一次人,就可以不斷刷新人們對恐怖的記憶,也可以警示剛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誰跟共產黨作對,誰想挑戰中共的絕對領導,誰想試圖恢復歷史的真實面貌,誰就要嚐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從這點來說,殺人是中共維繫統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債越欠越多的情況下,放下屠刀就等於把自己交給民眾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殺人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殘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懾民眾。

既然是為製造恐怖而殺人,那麼殺誰不殺誰也就毫無理性可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從來都是使用“群體滅絕”政策。以“鎮壓反革命”為例,中共並非鎮壓反革命“行為”,而是鎮壓反革命“分子”。即使一個人只是被抓丁當了幾天國軍,並且在中共建政後甚麼也沒做,一樣要處死,因為他屬於“歷史反革命”。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甚至有時會採取“斬草除根”的滅絕方式,除了殺地主之外,連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殺掉。

從1949年以後,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過中共的迫害,估計有六千萬到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與世界上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不但大肆屠殺民眾,對其內部也進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極其殘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戰勝了“黨性”的異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嚇人民,也需要恐嚇自己人,以形成一個“堅不可摧的戰鬥堡壘”。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文化中充滿了人與人的關懷和愛,對生命的敬畏和對神的感恩。東方人說“己所不慾,勿施於人”;西方人說“要愛人如己”。唯有共產黨認為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為了維持一個“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動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殺人,還要挑動群眾互相殺。讓人民在不斷的殺人中學會漠視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種種非人的殘忍暴行面前,變得習慣與麻木,使得僥倖逃過暴行成為最值得慶幸的事,從而使中共的統治可以憑藉殘酷鎮壓得以維繫。

因此,中共在幾十年的屠殺中不但摧毀了無數的生命,更摧毀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在殘酷鬥爭中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只要中共舉起屠刀,這些人立刻放棄一切原則,放棄一切判斷力,舉手投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精神已經死亡。這是比肉體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殺人如麻

毛澤東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換句話說,早在中共進北京之前就已經下定了實行“暴政”的決心,並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專政”。以下僅列舉一些運動為例。

(一)鎮反與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

與歷代皇帝登基後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舉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地殺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說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殺得少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有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無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腦袋,認為有這六十萬人命墊底,人民的恐懼也就初具規模了,於是就下達了這個指標。

至於說被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中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與如火如荼“鎮反”運動同時的,是同樣如火如荼的“土改運動”。實際上,中共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在其佔領區開始“土改”。表面上是實現類似“太平天國” “有田同耕”的理想,實際上真正的目的卻是要找藉口殺人。中共黨內後來的第四號人物陶鑄提出“村村流血,戶戶鬥爭”的土改口號。也就是每村都要槍斃地主。

本來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台灣政府那種贖買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無產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東西,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

土改時最常見的殺人方法是鬥爭會,給地主富農編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問台下怎麼辦。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黨員或積極份子,領頭高喊“該殺!”,於是地主富農就被就地處決。當時農村裡有些田地的都被定為“霸”,經常欺壓百姓的叫“惡霸”;經常修橋補路興學賑災的叫“善霸”;甚麼也不做的叫“不霸”,這種劃分並無實質區別,因為不論哪一“霸”的結局常常一樣──當場處死。

中共公佈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及地主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這種“鎮反”和“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於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鎮反”和“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和鎮反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說“鎮反”和“土改”主要針對農村基層的話,接下來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城市中的屠殺運動。

“三反”是從1951年12月開始的針對中共內部幹部腐化而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當時也處決了腐敗幹部,但緊接著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次年一月開始“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五反” 實際上就是搶資本家的錢、甚至是謀財害命。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據1996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在“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 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三)大饑荒

中共建政後死亡最多的政治運動是“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中說“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4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4千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實際上海內外學者對餓死人數的估計在3千萬到4千5百萬之間。

這一場大饑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災害”,實際上那三年風調雨順,大規模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一次也沒有發生,完全是一場徹底的“人禍”。由於“大躍進” 使全民煉鋼,大量莊稼拋灑在地裡無人收割,直到爛掉為止;同時各地卻“爭放衛星”,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甚至一手導演炮製了環江縣水稻“畝產十三萬斤” 的特號新聞。正好廬山會議後,中共在全國“反右傾”,為體現其一貫正確,在全國按照虛報的產量進行糧食徵購,結果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飼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夠徵購數量就誣蔑農民把糧食藏了起來。

賀亦然曾經說:不管柳州地區餓死多少人,也要爭個第一!有的農民被搜刮得家裏僅剩藏在尿罐裡的幾把米。環江縣馴樂區委為讓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甚至下令“滅火封鍋”。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農民連野菜和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過去大饑荒發生時,官府總要設粥廠,開倉放糧,允許饑民逃荒,但中共顯然認為逃荒會有損“黨的威信”。於是派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甚至在饑民忍無可忍去糧管所搶糧時下令開槍鎮壓,並誣蔑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當時甘肅、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西等許多省份餓殍遍野,沒有飯吃的農民還被逼著去“大修水利”、“大煉鋼鐵”,許多人走著走著路就一頭倒在地上永遠也起不來了。最後死了人沒人有力氣掩埋,許多村莊一戶一戶地死絕。

中國歷史上饑荒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統治時期卻出現了這樣的故事:活著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還將外面來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殺了吃掉。“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裡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裡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作家沙青的報告文學《依稀大地灣》)

這樣的人倫慘劇到底發生了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我們卻知道造成這無數人倫慘劇的罪魁中共,卻把它變成了黨領導人民抗擊“自然災害”的頌歌,並繼續號稱自己“偉光正”。

1959年廬山會議,為民請命的彭德懷遭到整肅,一大批敢於說出實話的幹部被撤職、關押、審查,到大饑荒發生時已經無人敢說真話,幾乎全都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而掩蓋餓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肅省在陝西主動提出支援他們糧食時還以糧多得吃不了為藉口拒絕了。

此次大饑荒也是對中共幹部的一場檢閱,按照中共的標準,這些幹部當然都是“合格”的,因為他們已經可以寧可看著數千萬人餓死,也不說實話,相信再也沒有甚麼人情天理會成為他們跟黨走的良心負擔了。大饑荒後,肇事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幾百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

(四)從文革、“六四”到法輪功

文革是從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開始的。這段時間被中共自己稱為“十年浩劫”,胡耀邦後來對南斯拉夫記者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了這樣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而專家根據中國縣誌記載的統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開始時,中國出現了自殺高潮,許多著名的知識份子如老捨、傅雷、翦伯讚、吳□(日含)、儲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絕路的。

文革時期是中國“左傾”最瘋狂的時期,此時的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對“階級敵人”的虐殺就極其殘酷和野蠻。

“改革開放”卻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海外很多記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並將坦克追著將學生壓成肉醬的屠城錄像在海外電視台播出。

十年之後,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開始鎮壓法輪功。到2002年年底的時候,大陸的內部消息即指有超過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殺7個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殺人數量遠遠不像過去龐大得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但是實際上這出於兩個重要的原因:一個是人民被中共的黨文化異化得更加犬儒;另一個是中共由於巨額貪污和盜用國庫已經造成“輸血型”經濟,外資成為維持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對“六四”之後的經濟制裁記憶猶新,深知此時明目張膽地殺人會導致外資撤離,從而危及其統治。

但是中共背地裏卻沒有停手,只是在極力掩蓋血污。

二、殺人手段極其殘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奪取權力和維持權力。而殺人就成了其維持權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殘忍、人數越眾多,才越能夠恐嚇人民,而且這種恐嚇是早在抗戰時期甚至以前就開始的。

(一)抗戰期間在華北的暴行

美國總統胡佛向全世界推薦雷震遠神父的著作《內在的敵人》時說“在這本書裡揭露出共產主義在行動上赤裸裸的恐怖真象。我願向那些希望切實明瞭瀰漫在全世界上的這個魔鬼勢力的全國人士們,推薦這本書。”

雷震遠神父在書中講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嚇民眾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廣場上去,小孩子們則由他們的老師領著,目的是讓他們觀看 13個愛國青年是如何被砍頭的。在宣讀了一些莫須有的罪狀後,中共命令已經嚇得臉色發白的教師領著小孩子們高唱愛國歌曲。在歌聲中出場的不是舞蹈演員,而是一個手持鋼刀的劊子手。“劊子手是一個兇狠結實的年輕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一個犧牲者後面,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一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孩子們近於歇斯底里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

劊子手連續揮動了13次鋼刀,砍下了13顆人頭,隨後中共的士兵們一起動手,對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這一切暴行都是當著孩子們的面。“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罵著他們,一面集合列隊返校。”

從此之後,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們被迫去看殺人。直到孩子們已經習慣於這種血腥場面,他們變得麻木,甚至能夠從中獲得刺激的快感。

當中共覺得殺人已經不夠恐怖刺激的時候,他們開始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比如強迫人吞食大量食鹽卻不給一點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為止,或者強迫一個人脫光衣服,在鋸斷的碎玻璃上滾來滾去。或者在冬天冰凍的河上打洞,把犯人從洞口拋下,直到凍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產黨發明了一個可怕的刑罰。有一天他在一個城裡閒逛,在一家飯館門口停住,注視著煮飯的大鍋。於是他定購了幾隻大鍋,並立時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舉行審判,同時令苦力把鍋裡注水煮沸。審判一完,立即把三個判死刑的犯人脫光擲進鍋裡,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個人的父親被活活剝皮至死。兒子被共產黨逼著親眼看這慘刑的執行,親身聽到父親在哀號中死去。共產黨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上醋和酸類,一張人皮便很快地剝下。先從脊背開始,然後剝到雙肩,全身皮都剝下後,只剩下一顆頭皮存在。他的父親在全身皮被剝下後幾分鐘便死掉了。”

(二)“紅八月”紅色恐怖和廣西吃人事件

中共在打下江山後,絲毫無意收斂暴行,文革時這樣的暴行被進一步發展放大。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紅衛兵”代表。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也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質彬彬”的彬後,就說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為“宋要武”。

風風火火的“武鬥”隨即在全國展開,這些中共用無神論教育出來的年輕一代沒有任何顧忌與懼怕,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以毛澤東的指示為準則,以其瘋狂、愚昧和無法無天開始了全國範圍的打人、抄家活動。很多地方對“黑五類”(地、富、反、壞、右)採取“連根拔”的滅絕政策,大興縣尤為典型,從8月27日至9 月1日,縣內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她脖領灌下去,直到肉已經熟了。幾天後,扔在屋裡的屍體上爬滿了蛆。……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鍘刀鍘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遇羅文《大興屠殺調查》)

比大興屠殺更野蠻的是廣西吃人事件。鄭義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1. 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破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灶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一句話。……

2. 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游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於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 “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膝蓋往肚子上一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3. 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像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狂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至此,一般群眾都捲入了吃人狂潮。那殘存的一點罪惡感與人性已被“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得一乾二淨。吃人的大瘟疫席捲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餚,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裡都煮過人肉!

千萬不要以為,這些吃人的宴會是民間自發的行為,中共作為一個極權組織,對社會的控制深入每一個社會細胞,沒有中共在背後慫恿和操縱,這一切根本不可能發生。

中共常常給自己唱讚歌說“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而這一場場的人肉盛宴卻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變成豺狼魔鬼,因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兇殘。

(三)迫害法輪功

當中國人也開始步入電腦時代、宇航時代,也可以私下談論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時候,很多人覺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極度噁心的暴行已經過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軌了。

實際情況絕非如此,當中共發現有這麼一個團體無懼於它們的酷刑和虐殺時,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瘋狂,而這個受到迫害的團體就是法輪功。

如果說,紅衛兵的武鬥和廣西的吃人還是以消滅對方的肉體為目的,幾分鐘或者幾小時就結果一條人命的話,對法輪功修煉者迫害的目的卻是要他們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殘忍酷刑常常持續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估計已有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因此而失去生命。

法輪功的修煉者歷盡九死一生記錄下施加在他們身上的超過百種酷刑,以下僅舉幾例:

毒打是虐待法輪功學員最經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頭直接打學員,也唆使犯人毒打學員。有的學員耳朵被打聾,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齒被打斷、打掉。頭骨、脊椎、胸骨、鎖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斷和截肢的。還有用勁狠捏男學員的睪丸,狠踢女學員陰部。學員不屈服就接著再用刑,被打得皮開肉綻、面目皆非、嚴重變形的血淋淋的人,還要被用鹽水澆身、用高壓電棍電,血腥味與肉糊味相混,慘叫聲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時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頭,試圖讓後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

電刑也是中國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電棍電學員的敏感部位,口腔、頭頂、前胸、陰部、乳房、臀部、大腿、腳底,有的到處亂電,用多根電棍電,直至有燒焦燒糊,糊味到處能聞到,傷處紫黑。有時頭頂與肛門同時過電。警察經常使用10根或更多電棍同時施暴,一般的電棍幾萬伏。連續放電時,發出藍光,伴隨著刺耳的啪啪聲。電在人身上就像火燒一樣,又像被蛇咬。每放電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樣痛。被電過的皮膚會變紅、破損、被燒焦、流膿等。更高功率和電壓的電棍更加兇猛,電在頭上就如同用錘子砸頭一樣。

用煙頭燒手、臉、腳底、胸、背、乳頭等,用打火機燒手,燒陰毛,將鐵條在電爐上燒紅後,壓在雙腿上烙燙,用燒紅的煤烙學員的臉,把備受酷刑折磨後還有呼吸心跳的學員活活燒死,對外稱其為“自焚”。

專門毒打女學員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強姦”,“輪姦”,用電棍電乳房和陰部。用打火機燒乳頭,用電棍插入陰道。將4把牙刷捆綁一起,插入女學員陰道用手搓轉。用火鉤鉤女學員的陰部。女學員被雙手反銬,用電線把其兩個乳頭穿一起過電。把女學員剝光衣服後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污辱。

將“恐怖約束衣”給法輪功學員穿上,將學員手臂拉至後背雙臂交叉綁住,然後再將雙臂過肩拉至胸前,再綁住雙腿,騰空吊在鐵窗上,耳朵裡塞上耳機不停地播放誣蔑法輪功之詞,嘴裡再用布塞住。一用此刑者,雙臂立即殘廢,首先是從肩、肘、腕處筋斷骨裂,用刑時間長者,背骨全斷裂,被活活痛死。

還有將學員浸泡在污水或糞水中,謂之“水牢”。其它折磨還包括竹籤釘指甲,住天棚、地板和牆上長滿紅、綠、黃、白等長毛的房間,用狼狗、毒蛇和蠍子咬,注射摧毀神經的藥物,以及其他種種千奇百怪的折磨。

四、輸出革命,海外殺人

中共除了在國內、黨內殺人殺得興高采烈、花樣翻新之外,還通過輸出革命的方式參與屠殺海外華人。紅色高棉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僅僅維持了四年的政權,然而從1975年到1978年,這個人口只有不到800萬的小國卻屠殺了200萬人,其中包括二十多萬華人。

這裡暫不討論紅色高棉的纍纍罪行,但卻不得不說一說它和中共的關係。

波爾布特是毛澤東的絕對崇拜者,從1965年開始,曾經四次來中國當面聆聽毛澤東的教誨。早在1965年11月,波爾布特就曾到中國訪問三個月,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給他講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和經驗。這些都成為他後來奪權、建國、治國依據。回國後,他將原來的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並仿中共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據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軍隊,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佔金邊之前,已發展成為“裝備精良、作戰勇猛”的近八萬人武裝力量。這完全得益於中共的扶持。王賢根著《援越抗美實錄》上說,僅在1970年,中國就援助波爾布特三萬人的武器裝備。1975年4月波爾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兩個月後,就到北京拜見中共,聽取指示。顯然,紅色高棉殺人沒有中共的理論和物質支持是根本就辦不到的。

這裡僅舉一例,西哈努克國王的兩個兒子被柬共殺害後,周恩來一句話,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殺人的時候是連腹中的胎兒都要斬草除根的,免得養虎貽患。而對周恩來的要求,波爾布特二話不敢說就執行了。

周恩來一句話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對於柬共屠殺二十多萬華人,中共卻抗議一聲都沒有,當時華人去中國大使館求救,使館竟然坐視不理。

1998年5月發生的印尼大規模屠殺、強姦華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聲,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國內拚命封鎖消息。似乎海外華人死活與中國政府毫無關係,連人道主義援助都不予提供。

五、家庭的毀滅

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殺了多少人,我們已經無法拿出準確的統計數字。民間由於資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語言的間隔根本無法統計;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進行這種自掘墳墓式的統計。因此,中共永遠對待自身的歷史採取“宜粗不宜細”的做法。

對於中共戕害的家庭數量就更難獲得。有的是一個人死了,一個家庭就破壞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絕。即使沒有死人,但被強迫離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劃清界限的,將人致殘、逼瘋的,將人折磨出重病而過早謝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劇,相關的統計數字就更加匱乏。

按照日本讀賣新聞的報導,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過中共迫害,那麼中共毀壞的家庭估計至少有上億個了。

關於張志新的報告文學把她變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許多人都知道她受盡酷刑、輪姦和精神摧殘,最後在精神失常的情況下,被割斷喉管後槍決。然而許多人可能不知道這場悲劇的背後還有更為殘忍的故事──“死囚家屬學習班”。

張志新的女兒林林回憶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經歷:“瀋陽法院來的人大聲說:『你媽媽非常反動,不接受改造,頑固不化,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罪上加罪,政府考慮加刑。如果處以極刑,你是甚麼態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強裝鎮靜,強忍著淚。爸爸說過,不能在別人面前掉淚,不然就同媽媽劃不清界限了。爸爸代我回答說:『如果確實那情況,政府怎麼處理都行。』法院的人又問:『處極刑,收不收屍?張志新獄中的東西你們還要不要?』我低著頭沒說話。爸爸又代我說:『我們甚麼都不要。』……爸爸領著我和弟弟從縣城招待所出來,跌跌撞撞,頂著呼嘯的風雪回到家。沒有做飯,爸爸將家裏僅剩的一個窩窩掰成兩半,分給我和弟弟吃,說:『吃了早點睡覺。』我靜靜地躺在炕上。爸爸獨個兒坐在小板凳上,對著燈發愣,他瞅了瞅炕上,以為我和弟弟睡著了,就慢慢地站起來,輕輕地把瀋陽家裏帶來的箱子打開,翻出媽媽的照片。看著看著,爸爸禁不住流淚了。我翻下床,一頭撲進爸爸的懷抱,放聲大哭。爸爸拍著我,說:“不能這樣,不能讓鄰居聽到。”聽到哭聲,弟弟醒來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摟在懷裡。這一夜,我們不知流了多少淚,卻不能大聲哭。”

某大學一位教師有著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時他的家庭卻遭受了一場災難。他的妻子在反右時正談戀愛,戀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邊遠地帶,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輕的姑娘無法捨身相伴,嫁作他人妻。當早年的戀人歷盡苦難終於回到家鄉,已是幾個孩子母親的她無法懺悔過去的無情和背叛,執意要和現在的丈夫離婚,重新贖回良心的罪責。突然的變異使她的丈夫——這位50多歲的大學教師無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脫光了衣服在露天裡到處尋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終妻子還是離開了他和孩子。黨設下的痛苦剝離是無解的方程,是以這個撕裂取代另一個撕裂的社會不治之症。

家庭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也是傳統文化對黨文化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對於家庭的破壞是中共殺人史上尤為殘暴的劣跡。

中共由於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當一個人被劃為專政對象的時候,馬上面臨著生活的危機,和社會上的千夫所指,尊嚴的被剝奪。這些人又從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麼家庭就成了他們獲得安慰唯一的避風港。但是中共的株連政策卻使家庭成員無法互相安慰,否則家人也就成了專政的對象。張志新就是被迫離婚的。而對更多的人來說,親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發和批鬥,常常是壓垮精神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這樣走上了絕路。

六、殺人模式及後果

(一)共產黨殺人的理論指導

共產黨常常吹捧自己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惡。它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知識份子,用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販賣徹底的無神論,用共產主義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和實踐統治國家,同時又結合併進一步惡化了中國文化中背離傳統的最惡部份。

中共用它發明的一整套無產階級專政下“革命”和“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框架模式來改造世界,保證其一黨獨裁。其理論分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兩部份。其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要鞏固上層建築,特別是黨的政權,必須首先從經濟基礎進行革命。這其中包括:

1. 殺地主解決農村生產關係。

2. 殺資本家解決城市生產關係。

在上層建築層面,殺人也在反覆進行,為的是保障意識形態上的絕對壟斷。其中包括:

1. 解決知識份子對黨的政治態度問題

中共長期以來多次發動“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資產階級思想、超政治觀點、超階級思想,自由主義等等,洗腦誅心,令知識份子斯文掃地,一些在知識份子中的自由思想和優良品格,包括仗義執言,捨身取義,“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達則兼善天下,貧則獨善其身”的傳統幾乎蕩滌殆盡。

2. 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而發動文革殺人

先是從黨內到黨外發動群眾運動,從文學、藝術、戲劇、歷史、教育等領域殺起。先是全國人民殺幾個人,如“三家村”、劉少奇、吳□(日含)、老捨、翦伯讚等,發展到殺“黨內一小撮”、“軍內一小撮”,再發展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互相殺戮。武鬥消滅肉體,文鬥消滅靈魂。那是黨操縱下的一個混亂和極度暴烈的時期,人性中惡的方面被黨的危機充電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個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義”下、在“捍衛黨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名義下任意殺人。這是一次空前絕後的滅絕人性的全民操練。

3. 為解決文革後社會上的民主呼聲,中共在“六四”開槍殺人

這是軍隊首次公開殺人民,為了壓制人民反貪污、反官商勾結、反腐敗的呼聲,要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的呼聲。為了達到軍隊相互鉗制和軍隊仇恨群眾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佈置了燒軍車、士兵被殺死的場面,製造人民子弟兵屠殺群眾的慘案。

4. 屠殺不同信仰的人

信仰領域是中共的命根子。為了中共的歪理邪說能夠欺騙一時,中共在建政初期就開始消滅會道門和各種信仰體系。而面對新時期的精神信仰──法輪功群眾,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輪功修煉“真善忍”,“不會放毒”,“不搞暴亂”,“不會造成社會不安定”來取得鎮壓經驗,進而消滅其他一切信仰群體。這一次是中共黨魁江澤民親自跳到前台殺人。

5. 為掩蓋消息而殺人

控制民眾的知情權是中共手裡的另一張王牌,中共也為封鎖消息而殺人。過去“偷聽敵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現在面對各種電視真相插播,江澤民下達了“殺無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劉成軍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蓋世太保機構610辦公室、警察、公、檢、法和龐大的網絡警察系統,監測群眾的一舉一動。

6. 為私利剝奪百姓生存權

共產黨的繼續革命論,其實就是不能放棄領導權的問題。在現階段,中共的貪污腐敗,已經發展成為黨的絕對領導權與老百姓的生存權的衝突,當民眾起來在法律範圍內維權時,又見共產黨動用暴力,不斷對“為首分子”舞動屠刀。中共為此已經準備了超過一百萬的武裝警察,比起六四時臨時調動野戰軍來,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殺人的準備。而當民眾被逼上絕路的同時,中共也在將自己逼上絕路,其政權到了草木皆兵、風雨飄搖的程度。

綜上所述,人們可以看到,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邪靈,為了它的絕對控制權,不管在一時一地表現有甚麼變化,它過去殺人,現在殺人,將來還會殺人的歷史不會改變。

(二)不同情況用不同的殺人模式

1. 輿論先行

中共使用過各種各樣的殺人方式,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模式。絕大多數的殺人都是“輿論先行”。共產黨常說的一句話是“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倒好像是共產黨應老百姓的要求殺人一樣,實際上,“民憤”卻是中共煽動起來的。

比如戲劇《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間的傳說故事,《劉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編出來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這種妖魔化“敵人”的做法歷來都用,連國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對法輪功更是通過偽造的“天安門自焚事件”,來挑動仇恨,而後對法輪功民眾施以群體滅絕式的迫害。這種殺人模式,共產黨不但沒有改,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越用越登峰造極,過去是騙中國人,現在連外國人一起騙。

2. 發動群眾殺人

共產黨不但自己通過專政機器殺人,還“放手發動群眾”殺人。如果說開頭還有一點規章法律的話,待到群眾殺得興起時就毫無節制了。例如“土改運動”中,一個土改委員會就能決定地主分子的生死。

3. 先殺靈魂,再殺肉體

殺人的另一個模式是“先殺靈魂,再殺肉體”。歷史上最殘暴的秦王朝也沒有出現過精神屠殺,而中共卻絕不給人慷慨就義的機會。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只有低頭認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讓人放棄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樣沒有任何尊嚴地去死,否則慷慨赴死的氣概會激勵來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恥,才達到了中共“教育”後來人的目的。中共現在迫害法輪功極其殘暴的原因就是法輪功把信仰看得重於生命,在無法摧毀他們的尊嚴時,中共便竭盡所能地折磨他們的肉體。

4. 有打有拉地殺人

在殺人的過程中,中共會“胡蘿蔔加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它從來都是說“打擊一小撮”,或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絕大多數人”永遠是好的,永遠是“教育”的對象。這種教育分為“恐怖”與“溫暖”兩種。“恐怖”,就是讓人看到與共產黨對立絕沒有好下場,對被打擊的人要避而遠之。“溫暖”,就是讓人們看到如果能得到黨的信任,與黨站在一起,不僅安全,還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點人血饅頭。林彪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慶幸躲過了一次運動的人會成為另一次運動的犧牲品。

5. “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殺人模式和“隱蔽的法律外殺人”模式

如今,中共還發展出“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殺人模式和“隱蔽的法律外殺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農民抗爭越來越多見,中共本著“消滅在萌芽狀態”的原則,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來,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權自由越來越成為世界共識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處一個法輪功學員死刑,可是在江澤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縱容下,各地普遍出現酷刑致死法輪功學員的慘案。又如憲法規定了公民的上訪權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僱傭地痞流氓,搞“截訪”,抓人、遣送、甚至勞教民間上訪的維權民眾。

6. 殺雞儆猴式的殺人

迫害張志新、遇羅克、林昭等等。

7. 用不殺人來掩蓋殺人

國際上有影響的人往往中共只鎮壓而不屠殺,目的是為了暗中殺那些影響力小的。比如鎮反時,國民黨的高級將領如龍雲、傅作義、杜聿明等倒是沒有殺,殺的都是國民黨的中下級官員和士兵。

長期以來的殺人異化了人的靈魂,現在中國許多人的殺心都很重。“九一一”事件時,大陸網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聲,鼓吹“超限戰”的說法也不絕於耳,這實在讓人思之不寒而慄。

結語

由於中共的消息封鎖,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在其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舉的各個運動就至少致死了6千萬人,此外還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內蒙、雲南等地對少數民族的屠殺,相關史料就更難找到。《華盛頓郵報》則估計中共迫害死的人數達8千萬之多。

除了致死之外,還有多少人被致殘,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氣死、嚇死、鬱鬱而終,我們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個人的死亡,對家庭成員來說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慘痛悲劇。

日本讀賣新聞曾經報導,中共中央下令對全國29省市進行統計,整個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億人,占中國人口的一半左右。

斯大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字。李井泉在聽到別人告訴他四川省餓死了許多人的時候竟然若無其事地說“哪個朝代不死人?”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千萬人,占前蘇聯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迫害死8千萬,也差不多十分之一;紅色高棉迫害死200萬,佔其人口的四分之一;現在北朝鮮餓死的人估計也超過100萬了,這都是共產黨欠下的血債。

邪教用殺人來血祭其供奉的邪靈,共產黨從出現開始也不斷用殺人、甚至是殺不了外面的人就殺自己人的做法來祭祀其“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邪說,乃至把自己的總書記、元帥、將軍、部長等等擺上其邪教的祭壇。

許多人認為應該給中共時間讓它變好,並說它現在殺人已經很有節制了。且不說殺一個人也是殺人犯,從更大層面來說,因為殺人是中共達到恐怖統治的手段之一,那麼,殺多殺少就是可以根據需要來調整的。其表現可以概括成“不可預測性”。在人們的恐怖感不大時,多殺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們的恐怖感很大時,殺少量的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不由自主地害怕時,中共只是嚷嚷殺人(不用殺人),也能維持恐怖;在人們經歷了無數的政治殺人運動,對中共的恐怖形成條件反射之時,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殺人。宣傳機構的大批判調子就足以喚回人對恐怖的回憶。

一旦社會上人們對恐怖的感受有變化,中共就會調整它的殺人力度。所以,中共殺多殺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殺人的一貫性。中共並沒有溫和,更沒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來要求甚麼,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絕不會猶豫和客氣的。

也正因為要維持恐怖,隨機性的殺人是維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於歷次大規模殺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確運動對像、定罪和量刑標準,為避免被劃進可能被殺的範圍,人民往往退縮到一個自我劃定的相對“安全”區,這個區域有時比共產黨劃的還要小得多。這就是為甚麼每次運動人人都是“寧左勿右”,每次運動都是“擴大化”,是因為一級一級的主動加碼以求自保。運動越往下越殘酷,這種全社會的恐怖自動放大效應就來源於共產黨的隨機屠殺。

在長期殺人的歷史中,中共演變成一個變態系列殺人狂。通過殺人來滿足其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的變態快感;通過殺人來緩解內心的恐懼;通過不斷殺人來壓制以前殺人所造成的社會冤仇和不滿。時至今日,中共由於血債纍纍,已無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壓與專制維持到它生存的最後一刻。即使有時採用“殺人,平反”的模式來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質從來沒有變過,將來就更不可能改變。

[ 本帖最後由 dumbmotor 於 2008-2-23 12:06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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